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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记| 为什么只有义乌和它的小商品王国能做到“占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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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跑“伊斯兰国”之后,谁“占领”了摩苏尔?——义乌小商品。

今年7月,伊拉克总理宣布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全城解放。“伊斯兰国”四处退避,仅有部分伊拉克农村和沙漠地带作“地盘”。

在摩苏尔这块百废待兴之地,义乌的意义如同急救箱一般。据网站TRADING ECONOMICS数据显示,2017年8月,伊拉克进口主要来自叙利亚、中国和美国,而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占总进口量的14%,仅次于叙利亚的18%,而这些货物的主要供货地就是义乌。

这座地处浙江一隅的城市成了中国“卖全球”的名片。当1980年代的深圳蛇口贴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以“深圳速度”在南粤大地上拉开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时;当1990年代的上海浦东奏响春天的故事的新乐章,引领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一座中国东南沿海的小县城一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从默默无闻,到与深圳、上海一样,成为人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过往近40年的历程时无法忽视的经典案例。这座城市就是浙江省义乌市。

无政策无投资,“莫名”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义乌以小商品经济立市的发展道路,不仅让如今的义乌成为了备受商业人士瞩目的国际小商品之都,同时也吸引了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学者的目光。为什么义乌的经济发展之路堪称独树一帜?其实,如果简要地回顾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便能理解义乌的独特之处。

二战后的东亚,见证了新兴经济体的不断涌现。最初是从二战留下的废墟中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然后是以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为代表的东亚四小龙的迅速工业化,接着泰国、马来西亚这些来自东南亚的四小虎经济体也踏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东亚经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惊呼东亚奇迹的发生,纷纷总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并为人们呈现了这样一幅经济发展图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中央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实施产业政策,引导关键战略性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并且建设经济特区,给予政策优惠,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利用外部资源上,在积极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同时,为本地的经济发展提供稀缺资本。

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刚刚拉开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了第一批经济特区,义乌只是浙江金华市下辖的普通县城;在传统工业城市纷纷布局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工业产业时,义乌选择了一条依靠商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西方跨国公司以及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商将资本与技术投向重新开放的中国时,义乌并不具备大量吸引外资的优势条件。然而,经过近40年的发展,义乌的小商品经济恰恰在既无政策倾斜,又无外来投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从农贸市场到世界小商品之都

义乌市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在1982年建立。当时政策环境的宽松为农民进城从事商品交易提供了条件,而义乌建立的集中管理小商品市场也和同一时期很多城镇中的农贸市场没有多少区别。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顺利召开,全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使得此类农贸市场的经营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正式认可,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便孕育而生。

1984年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新马路义乌小商品市场成立。1984年12月6日,稠城镇小百货市场移址新马路新建的市场,总投资57万元,占地13590平方米,摊位1849个,改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1985年市场成交额6190万元;1986年市场成交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10029万元。每天有上万人前来交易,其中义乌之外的民众人数甚至超过了义乌本地人。商业氛围浓厚的浙江各县市在此时也相继发展起来了数个特色鲜明的小商品市场,比如温州乐清的服装市场。然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凭借短期内迅速积聚的人气,以及义乌地处浙江中部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让义乌除了吸引周边县市的商贩来此摆摊交易,甚至吸引了一些地方市场的整体迁入。于是刚刚建立的新市场,很快就面临了摊位供不应求的问题,第三代市场随即产生。

1986年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建立之时,义乌的小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力。经过两次改建,到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成交额也在1991年突破了10亿元。

此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义乌小商品市场再次完成了升级改造。1992年,中国开始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义乌小商品市场再次升级,相继建成篁园市场和宾王市场,也标志着义乌全国领先小商品市场地位的确立。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义乌国际商贸城也在2002年正式开始营业,标志着义乌开始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新征程。

秘诀:为市场“护航”的有为政府从未缺席

县域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区县之间面临的激烈竞争促使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义乌政府在打造义乌小商品经济立市的历程中,不但是引导小商品经济在义乌发展的管理者,更是小商品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后坚持市场导向的维护者。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潮中,义乌作为一个金华市下辖县城,与浙江省内其他区县相比,并无发展经济的特别优势:没有工业基础,没有近海港口,也没有资金资源。然而任何产业基础、政策优惠、区位优势乃至人力资本上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都不及一地政府的解放思想并形成不断进取创新的意识更加重要。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快速发展的地区,并非是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华北和上海等地,而是国有经济薄弱,政策环境较为宽松的珠江三角洲和浙江中南部等地。

改革开放之前,任何形式市场经济的存在都会遭受地方政府的严格打压和批判。对于缺乏工业基础的义乌而言,地方经济的发展仍是以农为基,以粮为纲。上世纪80年代,义乌政府为了振兴地方经济,提出了“以商建县”的方针,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适合义乌的经济发展道路。义乌小商品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蓬勃发展,使得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使义乌实现了“以商建县”的初期目标。随后,义乌政府再次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向着工商并重的方向转型,提升第二产业在地方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而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也在刺激着义乌当地轻工业的成长。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的建设,构建出了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流通网络,乡镇企业作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最具时代特色的经济组织也开始在义乌的土地上快速成长。在市场物流需求的刺激下,义乌周边开始出现大量的家庭工厂,“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格局,使得义乌逐步实现了“工商并重”的发展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义乌在实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双轮驱动发展目标的情况下,逐步确立了中国第一小商品市场的领先地位。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何在面对全球竞争的同时脱颖而出,为义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义乌市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调整机构设置,在政府职能中加入了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关的新职能。为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批发商,义乌政府开始着力打造会展经济。已经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规格正式升级为商务部主办的国家级博览会,成为仅次于广交会和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中国第三大国际性展会。积极承办各类国际会展成为义乌政府将本地小商品市场推广到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义乌开始加速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

电子商务与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兴起,既为义乌的传统小商品批发市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又为以小商品立市的义乌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迎来全新的发展?义乌用实际行动给出了人们答案。繁荣的小商品交易市场,畅通的物流体系,为义乌在电子商务时代提供了优越的发展资源。在从传统批发市场向电子商务转型的过程中,义乌充分利用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国内电商密集度位居全国第一,外贸电商密集度全国第二。电子商务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农村电子商务体系的发展,为义乌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了新动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道路,让义乌继续保持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传统优势的同时,成为了中国唯一获批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传承:生意兴隆得靠承袭商帮文化的义乌人

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自身职能,积极参与市场建设,建构地方经济比较优势的有为政府固然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但任何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都离不开由勤劳工作、不断创新进取的地方民众所构成的经济发展坚实的微观基础。

清朝时期义乌糖贩开始大规模外出经营,并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商业组织,被称为“敲糖帮”。“敲糖帮”内部有明确的分工体系,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运作体系,通过明确的等级结构和氏族纽带进行有效管理。1980年代义乌商业再度起航,“敲糖帮”的商业精神也再度在新时代义乌民众的身上绽放。因为本地资源匮乏,所以义乌要想改变贫困落后的状态,必须走出去利用外部资源。1984年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沈吉庆慕名来到义乌进行实地采访,后来写成《小山沟里的大市场》,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义乌这个无名的小县城,能够买到品种齐全、价格优惠的各类小商品。曾经的“敲糖帮”带着红糖走出义乌换回鸡毛,1980年代的义乌民众走向全国,带回了广州的塑料加工,绍兴的针织工艺,温州的服装鞋帽制作。

除了吃苦耐劳、善于学习的精神,传统商帮团结互助的特点也在义乌民众发展小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义乌早期的小商品作坊和工厂,都是在家庭、亲族、村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朴实的义乌民众并不在意是否同类商品的经营者越多,自己的利润就会越少。从事小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技术与经验,在邻里之间、亲族之间、村庄之间广泛传播,于是产业集群就在这种环境中发展了起来。

学贯中外:融合国际化与本土珍贵经验

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就在了解到义务的发展模式后,被义乌的成功案例所吸引,在2007年到2009年两年间对义乌经济发展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义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柏教授把研究领域的重点由日本经济转向中国经济发后,最早开始的研究项目之一。高柏教授认为义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本土经验。义乌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高柏教授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自身建设和市场建设相互推进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义乌政府不断转换和塑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建构地方独特的比较优势,从而推进了当地的市场建设。

义乌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地方经验,更让义乌民众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义乌商人的足迹开始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义乌的经验也开始广泛传播。当义乌的商人走向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贸易商也开始齐聚义乌,一个国际化的义乌正呈现在人们眼前。义乌的一座小商品城供应了全世界60%以上的圣诞节装饰品,每年圣诞节前夕,欧美的贸易商便纷至沓来采购产品。义乌的小商品不仅供应出口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更是在这里找到了物美价廉的各类生活用品。

2017年5月7日,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在2017年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上举办了“印度文化周庆祝活动”,展示推广独具特色的印度商品。事实上,来自印度的贸易商群体构成了义乌最大的外国人社区,印度也是义乌在2016年的最大双边贸易伙伴。今年8月,当伊拉克政府军终于在历时两年的战斗后成功收复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人们或许无法意识到这则军事新闻与遥远的义乌之间的联系。随后一篇《打跑IS之后,义乌小商品占领摩苏尔》的文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开始广泛流传,为人们解答了疑惑,也让人们在不经意间了解了义乌推进国际化的成就。众多来自中东的商人甚至长期在义乌定居,从事外贸工作。于是当摩苏尔开始解放后重建,来自伊拉克的商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商机。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获得了全新的助力,在国际化进程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当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义乌的国际化发展再次迎来了新的机遇。2014年11月18日,从中国义乌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马德里,“义新欧”班列成为了当前所有中欧班列中行驶里程最长的一条。“义新欧”班列的开通,是义乌近年来国际商贸名城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发展国际铁路运输,对义乌构建更加完善的物流体系至关重要。义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提出“买全球货,卖全球货”后,大力发展出口、进口和转口三种贸易形式,对跨国铁路运输的需要愈发明显。

如今的义乌不仅在继续打造国际商贸名城,同时也在成为重要的“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向西通过大陆联通欧亚,向东跨过大洋连接亚太。中国义乌正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砥砺奋进。